| 文化视野中的盗墓史 | |
| | 消息来源：《北京日报》 | 八阕编辑：2006-04-29 |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 | | 抄送朋友 | 打印保留 | |
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出于敌意而破坏墓葬的情形。山东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墓地就发现了典型的实例，《吕氏春秋》说，一时陵墓随葬丰厚，“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于是“无不抇之墓也”，“大墓无不抇也”。抇，就是发掘。
1976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参照《史 记》关于秦国历代国君葬地的记载，在陕西凤翔灵山（陵山）一带寻找秦公陵园，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后来根据一位农民偶然提供的情况，来到凤翔南指挥村南侧一 片历年生长情况不好的麦田勘察。这是因为古墓葬一般夯土坚实，不利于作物生长的缘故。通过钻探，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空前的秦墓，定名为秦公1号大 墓。这座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规格数量以及殉葬人数等现象看，是“厚葬”的典型。可能正因为如此，曾历经多次严重盗 掘。发掘工作开始时，一揭开墓上耕土层，即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椁室时，仍然有十多个盗洞。盗洞的年代，自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时代。秦公1号大墓， 是迄今所知发现盗洞最多的墓葬。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 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写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 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
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
王莽覆亡之际农民军对西汉陵墓的破坏，是见于史书记录年代较早的大规模的盗墓运动。《后汉书》也说：“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由于当时尸殓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发掘所见往往容貌如生，盗掘者有污辱女尸的行为。
古代战争中，取胜的一方往往放纵抢掠。 盗墓，竟然也是如胜军洗城一类剽夺形式之一。《旧唐书》记载，唐宪宗在发动对强藩巨镇的军事斗争时，敕令诸军“不得妄行伤杀，及焚烧庐舍，掠夺民财，开发 坟墓”。可见军队在新控制的地区难免有烧杀劫掠行为，“开发坟墓”，是其中影响比较严重的形式。
盗墓动机的心理分析
盗墓最主要的动机，是劫取墓主的随葬财 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他在列举所 谓工商货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诸种致富方式时，又指出“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说田叔这样的巨富竟然是因盗墓而发家的。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也是值得注 意的。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到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铜礼器，于是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的故事。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好古”，“世既知 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
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 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 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此说，也值得注意。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 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 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
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故事，则 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不过，这种情形往往与盗取墓 中随葬财物的情形相互纠结，不易明确分辨。例如策划组织武装盗掘清东陵的军阀孙殿英，竟然自我辩解道，“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盗发 东陵被标榜为“革满清的命”，“革死人的命”。然而其真实动机，其实与一般的盗墓贼并没有什么区别。
发掘冢墓在战争中又被作为心理征服的一种手段。明军发掘李自成家族墓地，清军发掘郑成功家族墓地，都是典型的史例。
与西汉广川王刘去同样有盗墓之嗜癖的官 僚贵族，据《陈书》记载，陈叔陵“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他“历发丘墓”， “斫棺露骸”的行为，与他“幼而狠戾，长肆贪虐”的心理特质有关。所谓自幼性情凶狠怪戾，似乎有某种神经系统功能上的障碍，或许可以理解为反社会人格迹象 在童年早期的明显表现。所谓“好开发冢墓”，似乎也可以看作病态人格的一种反映。心理学者对于盗窃癖这种“冲动障碍”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增益对盗墓 嗜癖的理解。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G·迈耶、保罗·萨门在《变态心理学》一书中指出，盗窃癖中，“许多人都为了获得刺激”，“许多人都是盗窃狂，因为他们 并不真正需要或使用被偷来的物品。他们寂寞的行为就是对一种‘无法抵抗的冲动’的反应，因为这样接着就可以获得一种放松感。”
曹操疑冢七十二
盗墓行为的猖獗，使得反盗墓技术也逐渐完善。
最普通的反盗墓方式，是隐蔽墓址，使盗墓者不知其处。据说先古陵墓不封不树，不在地面设置突出的标识，其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防止盗掘。《太平御览》卷五五七引《交广记》说到吕岱发掘南越王赵佗陵墓未能成功的故事，指出赵佗“鉴于牧竖所残也”，“乃令后不知其处。”
汉末三国时期盗墓现象的严重，致使种种 反盗墓的形式中，曾经出现了所谓“疑冢”“虚墓”即以真假墓葬迷惑盗墓者的情形。其中，以据说曾经“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又特置 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的曹操所设置的“疑冢”最为著名。民间传说曹操有“疑冢”多至72处。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漳河上 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写道：“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清人褚人获《坚瓠集》续集有“漳河曹操墓” 条，说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入行数十步得一石门，“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 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
以“疑冢”防避盗掘的做法，后世仍有 沿用，如石勒、石虎、慕容德、高欢等都曾采用这种史称“虚墓”、“伪墓”的形式。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中人骨无存，骨骸朽毁和被盗墓者毁坏的可能都被排 除，因而有学者推断，这是“经过科学清理的第一个‘潜埋虚葬’的实例”。（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31辑）
传统的反盗墓手段，又包括石椁铁壁以求坚固，储水积沙以防盗凿，以及以机弩飞箭、伏火毒烟来杀伤盗墓者的方式。
盗墓行为的道德批判和法律惩罚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能够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 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魏书》记 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 容。《唐律疏议》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 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盗墓之罪”的原则。而《大 清律例》有关于“发冢”的内容，对36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计22条，内容备极详密。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 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 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 尤失望”。民众的“不悦”，民众的“失望”，都表现了一种对于“发墓毁棺”的作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 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说：“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 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道，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 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 “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类似表现盗墓 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
项羽事迹与秦始皇陵之谜
从古城西安西行，经过著名的灞桥，临近临潼时， 可以看到大路南侧一座高大的土丘。这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虽然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面对渭水平原，依然显示着雄奇的气势。秦始皇陵工程繁巨， 据说动用工役多至70万人，而陵墓的防盗设计，如铜椁、机弩等，也见于司马迁的记载。入葬时，出于防盗动机，甚至处死宫人，活埋工匠以保密，杀害施工人员 和葬事劳务人员数以万计。这样一座特殊的陵墓自然引起史家和文士的关注，长期以来，秦始皇陵是否曾经被盗，众说不一，已经成为千古疑案。
白居易《草茫茫》诗有“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句，鲍溶《经秦皇墓》诗也写道：“白昼盗开墓，玄冬火焚树。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都说秦始皇陵在秦末动乱中被盗掘。而“三月火”
一句，暗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史 事，与《史记》关于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相应，说组织盗掘的是项羽。最早说到项羽发掘秦始皇陵的，是楚汉两军对峙广武时，刘邦列举项羽十大罪状， 其中第4条就是“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不过，以现在掌握的通过长期认真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资料分析，秦始皇陵未曾经过大规模盗掘。
对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的谴责，后来 虽然沸沸扬扬，千年不息，却并没有确定的实证。《汉书》有些文句说到秦始皇陵遭到盗掘，但是发起者与主持者却似乎并不是项羽。《论衡》说，“秦始皇葬于郦 山，二世末，天下盗贼掘其墓。”《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皇览》也写道：“关东贼发始皇墓，中有水银。”看来，秦始皇陵可能只是遭到局部破坏，而发掘秦始 皇陵的，是起义部众，也就是所谓“天下盗贼”、所谓“关东贼”。盗发秦始皇陵如果实有其事，看来也并不是项羽军有组织的行动。
“天下盗贼”在王朝破灭的时代发掘帝王将相陵墓，是历史上惯见的情形。王莽败亡，赤眉军入关中，就曾经大规模“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由于当时尸体保存技术的优越，可能入葬一二百年之后体貌仍一如生前。据说甚至吕后的尸身也因此受到盗掘者污辱。
“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
鲁迅曾经说，“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
这是根据袁绍攻伐曹操时发布的檄文中的 说法：“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檄文又具体指出曹操曾经亲自组织和指挥盗发梁孝王陵墓：“（曹）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 尸。”这篇文字成为古来檄文的名篇，起草者是大名士，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陈琳在袁绍失败后，归附曹操集团。曹操曾经对陈琳此文中对于他祖上行为 的揭露表示不满，对盗掘陵墓的批评却似乎取默认态度。所谓“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的设置，或许确是事实。
汉魏之际确实曾经出现盗墓的高潮。史 书记载，董卓、吕布等都曾经发掘陵墓，劫取其中宝物。孙吴政权也曾经在长沙、江陵盗掘西汉贵族墓。传说长沙王吴芮陵墓被发掘时，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参与 盗掘的人后来见到吴纲，说道，你的相貌怎么如此酷似长沙王吴芮啊！只是个子稍矮一些。吴纲戚然叹道：他是我的先祖啊。吴纲，是吴芮的十六世孙。
历朝政纲不举时割据军阀与乱军盗掘陵 墓的事件屡见不鲜。东汉末年名臣刘表的墓葬在晋代被盗掘，因为墓中随葬大量四方珍贵香料，据说一时“香闻数十里”。唐时安史之乱，叛军的罪行包括“发掘冢 墓”。而政府军一方也有同样的情形。郭子仪父亲的墓葬遭到盗掘，在御前说到这件事时，郭子仪承认自己的部下也有破坏陵墓的行为。
因自己对“军士残人之墓”未能禁止而 表示愧疚。唐代后期中央政府军平定诸镇的战争中，朝廷也往往明令“毋毁坟墓”。唐德宗时曾经颁布诏书，谴责军阀朱“盗窃名器，暴犯陵寝”。《资治通鉴》有 唐昭宗天复二年“盗发简陵”的记载，说唐懿宗的陵墓入葬28年就遭到盗掘，唐昭宗竟然无力保护自己父亲的陵墓。从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 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活动于关中地区的军阀温韬据说“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
温韬因疯狂盗墓而名著一时。后周太祖郭威也感叹“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因此对于自己身后葬制，多次强调“瓦棺纸衣”的薄葬的原则。后唐闵帝李从厚下葬不过4年，陵墓就被盗掘。
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曾经对两京冢墓大肆破坏。刘豫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则一如曹操集团“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的历史复制版。
军阀集团盗墓最著名的一例，应当是孙殿英对清东陵的武装盗掘。发生在近世的东陵盗宝案，是人们所熟知的。
汲冢发现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 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两座陵墓。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 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西晋时，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时魏王墓，从中得到有文字的简牍数十车。
后来经过学者整理，计有简牍图书75 篇，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文献。汲冢遗书据说“漆书皆科斗字”。盗墓者曾经取用竹简燃烧照明，致使“多烬简断札”，造成了整理的困难。 《南齐书》记述有人盗发襄阳楚王冢“大获宝物”一事，所得有“竹简书，青丝编”的古本《考工记》。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 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中国古代工艺制作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皇 家贵族，因而先进技艺的传播受到严重限制。由于战乱的周期性爆发，若干技术最终失传，是并不罕见的现象。然而，陵墓中随葬的宝物，常常可以避过战乱的破坏 得以存留。墓葬中集合前代文化精华的珍物宝玩往往因盗墓行为流散于民间。这一现象的发生，有时意味着文物的破坏，但是另一方面，原先皇室豪贵专有的宝用之 器得以面对较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又有值得重视的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一情形有时不仅有益于文化的传播，也有益于技术的继承。盗墓，这种极不光彩的行为，有时 却可以导致古代秘器重见天日。这种特殊的文化传递方式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
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 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同书又记述，有人 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在交往不甚发达的农耕时代，文化传播的意义并不受到应有的 重视。艺术，有时只是在孤芳自赏的境界中艰难延续。而盗墓所获得的文化发现，有可能使已经绝世的艺术创造产生有益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有典型意义的史 例，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曾经通过盗墓而得到传播。《陈书》记载：征北军人在丹徒盗掘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陈伯茂受赐这批文 物，于是“大工草隶，甚得右军之法”。陈伯茂因盗墓发现的书法名作而使得草隶书法显著进步，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温韬盗发唐陵，又曾经从唐太宗 昭陵中得到书法大家钟繇、王羲之真迹。《新五代史》记载，昭陵多藏有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所谓前世图书“悉取 之，遂传民间”这一文化过程，值得文化史学者重视。魏晋时名士阮咸喜爱的弹拨乐器“阮咸”，在唐代武则天专政时曾又为人发现。据说发现的途径，也是古墓的 发掘。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 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蔡《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在回顾盗 墓与文化发现的历史时应当指出，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和行为习惯之粗莽，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遭损毁。这种行为对中 国古代文化遗存的严重破坏，当然是不可宽恕的。
“土夫子”传奇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
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竟然一脉相承。
近代中国盗墓行为形成风潮，盗墓技术也最为著名的地方，应首推洛阳与长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盗墓运动曾经 形成震动世界的影响。邙山古墓群遭到的破坏，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的。当我们手捧国外文物学者编集的有关这一时期洛阳出土的古代珍宝的华美图册时，自然会想 到，在这些精致辉煌的文物被转卖收藏的同时，又有多少看似朴陋无华但却可能具有更为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却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据当时新闻界报道， “洛阳为历代故都，名胜古迹，遍地皆是，
尤以帝王陵寝，先贤丘墓，丰碑高冢，远近相望，俗语云：‘洛阳邙岭无卧牛之地。’其陵墓之多，可以想见，惟是大小陵寝，皆是先民遗迹，历史上之价值，何等伟大。乃近有不逞之徒，专以盗墓为事，
昏夜聚集，列炬持械，任意发掘，冀获微利，不惟残及白骨，抑且影响治安。……。”
长沙古代墓葬，在近代也曾经遭受严重的盗掘。长沙的职业盗墓者，被称为“土夫”或“土夫子”。商承祚先生在《长沙发掘小记》
中写道，“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之盗掘，破坏无法统计”。据考察，有的战国墓葬竟然“前后被盗过六次”，“其破坏之甚，实令人发指。”长沙的“土夫子”曾经结成团伙，各有自己的盗掘范围，他们与古董商之间，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
现在考古工作者勘探地下土层与埋藏物时常用的一种工具，是通常称为“洛阳铲”的探铲。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现在我们所说的“洛阳铲”，
铲头剖面作半筒状，打下后提起，可以带 上泥土，于是能够判断地下土质及其他现象。“洛阳铲”原本是旧时洛阳盗墓者所创制使用，因以得名。盗墓者利用这种工具，能够发现墓葬所在，甚至能大略了解 随葬器物的埋藏情况。“洛阳铲”的应用，是历代盗墓技术遗存中的积极内容得到借鉴的实例。与此相关，又有察看地下土质以判定墓葬所在的技术。借鉴这种技术 以区别生土、扰乱土（五花土）、夯土，
现在已经成为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的基本功。
职业盗墓者的有些经验，在现代考古发掘 中也得到利用。例如，长沙被称为“土夫子”的盗墓者，许多后来在科学考古工作中参与清理发掘古墓，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 是“土夫子”的特长之一。据说他们还能够依据随葬铜器氧化导致的土质变化即所谓“铜路”准确地判定铜器所在位置。利用这一经验，可以有效地避免铜器的损 伤，使一些珍贵文物得以保全。
“打旱骨桩”礼俗
盗墓，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晋人皇甫谧曾经说：
“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 墓也。”如果进行盗墓动机的心理分析，可以看到最为普遍的是出于“物利”，就是对于“丰财”的追求。其次则为“怨仇”，发墓被看作对墓主个人的惩罚方式、 对墓主家族的惩罚方式，战争中的盗墓行为，也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征服的手段。发墓动机的心理因素又有第三种，就是“象征”。《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 说，吴主孙皓听说荆州有王气，于是发动民众挖掘当地与山岗相连的贵族大臣冢墓。《南齐书》写道，宋明帝为了提防萧齐政治势力的崛起，故意在其祖墓附近校 猎，践踏其墓园，又用长五六尺的大铁钉钉在墓地四方，以为厌胜。
中国古代发掘冢墓的诸种动机之中，又有基于原始巫术的因素。
《明史》记载山东民俗，说每遇旱灾，则 发掘新葬冢墓，残其肢体，称作“打旱骨桩”。这种民俗，有较复杂的生成原因和较特殊的流变形式。“打旱骨桩”的语源分析还难以有确定的结论。我们推想，这 样的做法，可能与古来以为死人骨骼与天气干旱存在着某种神秘关系的观念。《春秋繁露》说到当时民间求雨礼俗，主要程序之一，有“取死人骨埋之”。《艺文类 聚》卷一○○引《神农求雨书》也有同样的说法。
弗雷泽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 一书中，引述了不同民族求雨习俗中遗留的与此类似的原始巫术形式。弗雷泽写道，“有时，求雨巫术是用死尸来进行的。比如，在新喀里多尼亚，求雨者把自己全 身涂黑，挖出一具尸体，把它的骨头带到一个洞穴里，再按人体形状连接起来，然后把骨架悬挂在一些芋叶上，用水浇洒骨架，让水流到叶子上。”“（俄罗斯）有 些地区的农民一旦陷入旱灾的痛苦之中，便常去挖出喝酒醉死的人的尸体，把它沉入最近的沼泽或湖水之中。”
甚至也有类似“残其肢体”的行为， “1868年，因长期干旱，出现了歉收预兆，塔拉申斯克乡的一个村子的居民挖出一具死尸，……人群中一些人一面鞭打那具尸体或尸体残剩部分，一面在它的头 部附近高喊‘给我们雨水’……。”中国求雨民俗中的“打旱骨桩”，可能与弗雷泽所记述的做法在原始动机方面有某些共通之处。
明人杨循吉《蓬轩别记》写道：“河 南、山东愚民，遭亢旱，辄指新葬尸骸为旱魃，必聚众发掘，磔烂以祷，名曰‘打旱骨桩’。沿习已久。”虽然明王朝已经下令禁止此风流行，但是，实际上直到清 代，这一旱时发墓磔骨的礼俗在民间依然盛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近世所云‘旱魃’，则皆僵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
清代法律有严禁这种风习的条文。袁枚《子不语》中“旱魃”条也可见发墓启棺，“获而焚之，足以致雨”的说法。“旱骨桩”又写作“旱孤桩”。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可以看到有关的文字，
可见直到近世中原民间依然保留着这种礼俗的遗存。
中华读书报2000年09月13日
附:王子今
男，河北武安人，1950年12月生。1982年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央党校文史部兼职教授。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8种:
《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
《中国古代交通文化》、
《交通与古代社会》、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
《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
《秦汉交通史稿》、
《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
《门祭与门神崇拜》、
《中国古代交通》、
《中国古代行旅生活》、
《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
《中国女子从军史》、
《中国文化节奏论》、
《秦汉区域文化研究》、
《“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
